李迅雷:明年政策如何破題——從供給側改革到需求側改革

作者:李迅雷

來源: 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12月11日政治局會議引發大家熱議。很顯然,這次會議是給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故尤為引人關注。盡管五中全會已經明確了明年及今后發展的大政方針,但這次政治局會議文件仍出現了幾個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需求側改革”的提出令人側目


自2015年末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和降成本、補短板成為改革的具體目標,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同時,制度供給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斷推進中。然而,今年以來核心CPI的不斷回落及PPI的持續為負,反映出我國在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兩邊都需要調整,過去側重用供給側改革,如今,對需求側也需要進行改革。

這次政治局會議文件上出現“需求”一詞的頻率較高,如“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這是否與今年國內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增速低于預期有關?

今年三駕馬車中,出口遠超預期,我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全年估計在16%左右,這是歷史罕見的高比例,二戰之后幾乎沒有國家達到過。但國內消費卻逐年下降,今年更不行,雖然這與疫情有關,但仍然偏弱。倒是豪華車、奢侈品及豪宅的銷量大幅增加,估計今年國內奢侈品消費總額占全球奢侈品消費比重將達到40%以上,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實際上,我們與很多主要經濟體一樣,內循環的難度大于外循環。

因此,擴內需除了靠提高居民收入外,還得靠縮小收入差距。這次會議上提出了“供給創造需求”,這句話很有意思,它與薩伊定律在文字表述上一模一樣,當然內涵肯定不一樣。記得馬克思和凱恩斯都對薩伊定律提出過批判,馬克思提出了剩余價值理論,認為供給與需求之間肯定存在缺口,資本家不斷擴大再生產,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凱恩斯則認為需求小于供給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實際上,馬克思和凱恩斯所提到的資本過度擴張而引發產能過剩問題,我國過去和當前都存在,畢竟我國目前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除了進行供給側改革之外,還應對需求側進行改革,如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進行稅制改革、社保改革,加大轉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富人捐款)的力度。唯有如此,會議提出的“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才能形成。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謹防只“瓜分蛋糕”的資本


會議提出的“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引發社會熱議,因為針對性看上去很強。關于反壟斷就不多評論,因為社會上沒有什么爭議。對于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提法,實際上是要對資本的投向加大管控力度。

這些年來,互聯網巨頭的市值已經成為國內上市企業中最大了,所擁有的用戶數量也是全國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數字化時代,對信息資源壟斷的嚴重性不亞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壟斷,如果某些壟斷企業憑借其資源的壟斷優勢,向各個行業投資滲透,獲得超額利潤,不僅會破壞市場規則,而且還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等諸多社會問題。

大約在三年前,我就對網上購物模式提出質疑:能否擴大或刺激消費,該模式的社會成本有多大,誰來承擔?三年過去了,我國消費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說明網購模式并沒有促進消費,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超市、百貨店、專賣店的部分流量從網下轉移到網上,“線上就業”的勞動力增量小于“線下失業”的勞動力減量。同時,網購導致貨品包裝物件大量增加,造成環境污染,其成本究竟由誰來承擔,事實上是社會而非企業承擔了(見網購能促進消費增長嗎——利弊如何看)

這些年來,網購占零售業的消費比重越來越高,互聯網零售企業的薪酬水平、股權回報率也遠超線下零售業,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因此,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一方面要限制存量經濟下的少數企業通過信息資源的壟斷和濫用去搶占別的企業利潤;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對資本擴張進行約束,從“無序”到“有序”,例如,用戶信息的保護和隔離,必須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互聯網企業經營范圍,應設定行業準入規則。

從總供給等于總需求的角度看,收入(供給)=消費(需求)+儲蓄(需求),我國居民儲蓄比重過大,大約是西方國家的兩倍左右,基本維持在40%以上,而且儲蓄結構中,少數人的儲蓄占比過大,例如國內住戶的銀行存款余額就達90萬億元,其中10%的儲戶占比多少呢,盡管沒有確切的數據,但超過60%是肯定的。

很顯然,要增加消費,無非就是要改善收入結構(供給側改革),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從而使得需求側的中低收入群體能消費、敢消費;同時,在需求側要降低居民儲蓄率(如鼓勵富人從事社會慈善事業,增收資本利得稅,限制資本過度擴張等)。

在2019年10月末四中全會上批準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文中,提出“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強化稅收調節,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合理調節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分配關系。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是明年的政策重心,尤其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則要鼓勵民間資本流向科技領域,即能創造經濟增量的領域,參與做大蛋糕的活動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動。通俗來講,富裕階層要么多消費、要么多捐款,不要做旨在“割韭菜”的資本運作了。


政策維穩:推進大消費,投資高科技


由于今年的較低基數,明年的GDP增速一定會大幅上升,目前的一致預期為9%,即便如此,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也不過5.5%,經濟增長依然下了一個臺階。為此,政治局會議提出,“繼續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科學精準實施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但明年的政策刺激力度應該低于今年,前期,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已經明確提出,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沒有提“逆周期調控”,估計特別國債不會再發,地方政府專項債的規模是否也會比今年減少?而一般預算赤字率水平則可能從今年的3.6%降低到安全警戒線的位置,即3%左右。

少數人對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而非“房住不炒”的提法,認為房地產政策是會松動,這顯然毫無依據,因為松動房地產來拉動經濟顯然屬于飲鴆止渴、得不償失。不過,對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缺少了土地財政,則會面臨雪上加霜的窘境,故如何去緩解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顯然是需要中央施出援手,否則明年信用風險壓力會顯著加大。

因此,這次會議對風險有一個新提法:要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范。傳統風險人們都清楚,增量風險是指什么呢?是否是有些領導指出的“大而不能倒”風險?大而不能倒的企業,既包括大型國有的“僵死企業”,從股市看,市值低于凈資產的國企數量呈現上升趨勢,今后其違約風險可能會加大;又包括高杠桿的新興行業內的創新企業,由于對這類企業監管滯后,容易爆發風險。因此,明年市場或許存在信用收縮的壓力。

如果說今年是實現全面奔小康的收官之年,則明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要“以優異成績慶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確保不發生存量風險和增量風險的爆發。相比財政政策受到預算約束更嚴,那么,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更大。因此,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貨幣政策在回歸常態之后,應該不會再收緊,尤其在通脹壓力較小的情況下,利率上調基本沒有空間。

明年在具體政策的落地上,應該以“形成新發展格局”的大循環和雙循環為主線,側重兩個方面,一個是以“需求側改革”為線索,繼續推動“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發展服務消費”的“大消費”。由于基數原因,加上促消費力度加大,估計明年消費增速將將創十年新高

另一個還是圍繞產業轉型升級,加大新基建、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力度,“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這方面的具體抓手,在五中全會上已經有了明確表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領域,并涉及到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風險提示:全球疫情失控,外部政治環境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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